东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长期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这一时期,正闰之争非常激烈,这意味着,在政权并立和南北对峙的历史阶段,人们却始终认为天下仍然是一个整体,天下应该也必须归于一统,所以要争论到底哪一个政权才是凝聚天下的核心即正朔所在。
西晋时,陈寿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到了东晋,史家习凿齿写《晋承汉统论》,认为曹魏并没有统一天下,不得为正统,晋朝应该直接继承汉朝而为正统。
南北朝时代,南北政权都自命正统,北朝政权为自己争正统的理由往往是占据中原,南朝政权为自己争正统的理由往往是继承晋朝和华夷之辨,但从根本上,他们都按照汉朝以来流行的“五德相生说”论证自己才是得了天命的正统政权。
唐朝统一之后,编纂了《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一方面以“大一统”王朝的眼光平视南北政权,另一方面根据五德相生说,上推唐朝的授受关系,而以北朝为正统。
北宋时期,正统论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新的思想面貌。北宋前期仍推五德相生之运,以宋为火德,而欧阳修在仁宗时期所著《正统论》完全否定以五德相生的宇宙气运论正统,斥之为“怪奇放诞”之论,背离了孔子之教。他指出, 只能根据“治乱之迹”“功业之实”而非虚幻的“天命”“德运”来判定正统 。欧阳修将统一天下的功业作为正统的标准,认为只有统一天下才能成为天下之正统。这一正统论影响很大,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理论,理学家程颐就主张要按照是否行“王道”来判断正统,而不是是否统一天下,所以他主张在三国时期应以蜀汉为正统。
在北宋,以统一天下为标准的正统论占了主流,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主张这样的正统论。但是,到了南宋,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蜀汉正统论,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下申张道德优势,以捍卫南宋的正统地位。朱熹虽然也坚持蜀汉正统论,但他论正统,并不以“王道”为标准,而是仍然以统一天下的功业作为正统的标准,统一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是“正统之余”,可以算是分裂时代的正统所在。朱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东周、东晋和蜀汉为正统,而这也正是南宋之为正统的理由。朱熹的正统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互配合的,宋以后流行的道统论由朱熹正式提出,他以北宋五子即二程等北宋道学家直接上承孟子,而把汉唐诸儒摒除于道统之外。
宋儒发明“道学”,道统在宋,这意味着,只有宋儒才真正掌握了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原理和正确方法,也就是说,南宋政权虽地处江南,失去中原,但却掌握中国文明的形而上学之理,掌握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道统在南宋,这才是南宋为正统更为根本的理由。
南宋朱子在当朝恢复中原无望之时,构建出一套以道统、正统双线整合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 将“中国”浓缩、抽象为两大精神原则,即道统和正统 。 这是中国文明在精神向度上的深化和形而上学化,意义重大。从此,“中国”超越了具体的民族、地域、国家,而指向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两大精神原则,“中国”成为一种既具体又抽象的历史文化认同。
相对于道统,正统即指“治统”之正,元、明、清三代都有关于道统和治统的重要论述。从此,治统和道统成了贯串中国历史的两大主脉,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
为什么中国历史具有一种持续的向心力?表现于正统论中的文化价值——把“合天下于一”的“中国”的绵延永续作为追求,应该是观念上的一个关键因素。道统相传、正统相继的中国历史之“道”,使种种差异和不同兼容共在,克服、连接了所有断裂而持续存在,这对于当代文明的持盈保泰也有所启发。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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