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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在以上文中，汉魏两晋时谶纬书多语其俗为黄帝兴起，毕竟追古推高，不太可信。但在《战国策》中“苏秦止孟尝君”一文中，苏秦以土偶桃人为比喻，劝止孟尝君入秦，由此可从旁得知，在战国时代，以桃木做人形张于门户，趋避鬼邪的方法，已经是常见的民俗活动之一。

二是对桃木“神力”的武器化应用

有关于桃木天生所具有的“神力”，最具代表性的神话来源即为《淮南子》一书中所记录的“羿死于桃棓”，其中的“桃棓”即为桃木棒。相传有穷族的领袖羿是个善射而孔武的英雄，却死于其家将兼弟子逢蒙的桃木棒之下（见《路史》、《左传》等书）。羿作为有穷族的首领，对于当时部落集群主体华夏民族是有力的威胁，于是本作为普通凶器的“桃棓”便因此得到了升华，成为可以殴杀鬼神的“法宝”。

除了“桃棓”这一形式以外，桃木的武器化巫术应用还有始于周礼中的“桃弧棘矢”，《左传》、《史记》等书中，皆有当时的天子诸侯以桃木为弓、牡棘为箭，扎草人或土偶象鬼以射，驱除不祥的传统风俗记录。在明代志怪小说《封神演义》中，“玄坛真君”赵公明便是被姜太公以桃木弓箭射死，也是对桃木武器神化力量的认知与引用。

除了“桃棓”、“桃弓”以外，用桃木与禾穗制成的类拂尘法器“桃茢”，以及水陆道场等常见的必备法器之一“桃木剑”，亦是道教文化对古代桃木武器神化力量的吸收改造。

由“桃符”、“桃棓”源起，桃的力量在汉以后得到了全面化的信仰与衍生，除了桃木本身具有的驱邪效果以外，由“桃叶”、“桃皮”、“桃枝”制成的“桃汤”；燔烧桃木制成的“桃灰”；桃木皮下分泌的树脂“桃胶”乃至桃树上的蛀虫“桃蠹”都成为了历代道士方家所应用的辟邪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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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中有桃汤沐浴可预防瘟疫的记录；道教经典《典术》一书有服食桃胶可夜见星官的说法；《伤寒类要》有用桃蠹屎防疫的条目收录；汉武帝时广川王刘去王妃阳成昭信曾使用桃灰来煎煮刘去宠妾陶望卿的尸身，使其无法再报复作祟（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

除了以上源于“桃木”的各种驱邪作用外，自汉魏两晋以后，“桃”的仙话母题作用也在各种志怪笔记体小说中初现规模。《旧小说·汉武帝内传》中便有汉武帝会西王母，西王母赠之三千年一熟仙桃之事。至于明小说《西游记》中着墨甚多的蟠桃盛会，亦是“仙桃”母题下衍生出的流觞轶事。而陶渊明笔下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亦不知是否因“桃”而结缘仙境呢。

综上可见，“桃”作为最早的形象模仿巫术载体以及武器化厌胜巫术应用载体，其在中国鬼神文化中，几乎是最毋庸置疑的辟邪形式代表。然而在拥有着2500余年志怪小说历史，几乎无物不可成精的古代中国，“桃”作为一种有灵性的植物代表，是否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例外？

元曲《碧桃花》话本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与“桃”有关的志怪故事并不少见，《元曲选》中便收录有一戏曲话本，名为《萨真入夜断碧桃花》（又名《碧桃花》），是元明两代流传甚广的一则志怪故事改编。故事讲述了潮阳县书生张道南因寻白鹦鹉误入县令家后花园，与县令女碧桃相见。后碧桃遭父亲斥责，郁忿而死，魂魄化为碧桃树与张生相见，重续姻缘之事。剧中名句“我也不爱他诗礼儒风祖代传，也不爱他簪笏荣名圣主宣，单则爱那惜玉怜香性儿软”被誉为体现当时民间反封建礼教背景下最真挚爱情观的写照。

无独有偶，清志怪小说集《萤窗异草》中，亦有《桃花女子》一则，讲的是平阳郑生，生平喜悬乩扶鸾之事，常以术法召仙对答唱和，自以为风雅。某日郑生召得一“仙”，自报名为“桃花女子”，郑生渐为之所困，最终病重而亡，方悟女子实为“桃花女鬼”。作者外史氏评其为“在鬼与仙之间”，或可视为对“桃”本身具有的正面形象的维护？

总而言之，“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艺形象，是多方位而复杂的。其本身所具有的辟邪元素，使其拥有仙话化、出世化的表现特征。但在民间审美的眼中，对于“桃”最喜爱的展现形式，依然莫过于“人面桃花”此类吧。

原标题：桃之夭夭化妖还是降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